OB体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逐渐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内劳动力市场受国际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对外贸易在增加就业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贸易自由化和就业的关系也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焦点。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入全新的贸易自由化阶段，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对华实际有效关税税率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就业总数从1995年的6.8亿人增长至2017年的7.8亿人。
据此，贸易自由化会对中国国内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关税下降对中国的国内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就业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中间品贸易、最终品贸易、行业异质性和投入产出关系的模型，最终量化了2000至2014年间中美两国双边关税的变化对中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2000至2014 年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总共使得中国国内就业水平提高了约3.34%，其中对就业水平影响最大的前三个行业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行业，机械设备行业。这三个行业出口的增加分别使得中国国内就业水平提高了约0.82%、0.48%和0.38%。中国的出口增长有力推动了国内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美国对华制造业关税的下降总共使得中国国内就业水平上升了约0.005%。分析可知，美国对华制造业关税的变化对中国国内就业水平的影响较小。
中国对美制造业关税的下降总共使得国内就业水平上升了约2.7%。中国对美纺织品、OB体育服装和皮革制品，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以及电气设备等行业关税的下降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行业内销产生“挤出效应”，但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更多、更便宜的进口中间品可以有效促进国内就业。
其中，中国对美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行业关税的下降使得国内就业水平上升最多，约为1.83%。中国对美机械设备，化学、化工产品等行业关税的下降对相应行业内销的“挤出效应”较强，其中对美机械设备行业关税的下降使得国内就业水平下降最多，约为0.13%。
中国对美制造业关税的变化对中国国内就业水平的影响较大，且各行业敏感性指标呈现正负两种状态。中国可以对特定行业采取针对性的贸易政策，从而较为有效地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和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提升国内就业水平。
[本文原题“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水平——基于结构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作者王孝松、张忆濛、田思远。]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拓展，跨国生产网络将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由此产生的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已经占据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工业污染排放也随之发生国际转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土地、环境成本等优势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代表的中国中间品贸易发展至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式，并占据了全球简单价值链的核心地位。
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以经济利益为优先、粗放式的中国中间品贸易发展伴随着愈发严峻的工业污染排放问题。《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要从源头根治工业污染，实现绿色制造、绿色发展。因此，如何实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水平，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那么，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严格的环境规制水平能否实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工业减排的“双赢”局面?
本研究基于2004至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14大类制造业的地区-行业维度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环境规制对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在总效应分析基础上，还检验了地理区域和行业污染密集度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异质性影响。
本研究发现：（1）总体上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排放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即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水平; （2）在环境规制条件约束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污染排放效应在地理区域和行业污染密集度上呈现出显著异质性。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和非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对中西部和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效应。
（本文原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环境规制与工业污染排放”，原载《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作者黄娟。）
要素资源有效配置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依据市场规律流向边际产出价值更高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报酬，从而各生产部门的要素边际产出价值相等，实现社会总产出和总福利最大化。
但由于中国整体改革的渐进模式，各地区的市场化不完全性使得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不能按照边际产出价值相等的原则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错配。例如，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阻碍了资源再配置的完成，使得高效率企业在兼并或挤出低效率企业的过程中存在障碍。进而受保护的非效率企业集中了过多的资源，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较低，而此时要素边际产出价值较高的高效率企业的规模经济受到抑制，劳动力没有能够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跨部门流动，总产出存在效率损失。
已有研究表明，劳动力错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效应最高可达18%。而如果中国整体的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1998至2005 年间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86.6%至115% 。
因此，如何改善中国劳动力资源错配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核心课题。已有大量文献从中国生产要素改革方面进行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基于对外开放（要素资源跨国流动）的角度给出答案。而重点关注贸易开放影响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文献却不多见。事实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对外贸易体制与本国生产部门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资源配置状况有着密切关联，研究对外贸易体制是了解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另一个理想窗口。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疑是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里程碑式事件。本研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理想的“自然实验”框架下，通过构造模型，重点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
本研究发现：（1）最终品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均显著降低了制造业行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程度，相比于最终品，中间品关税削减带来的影响更大；（2）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促竞争效应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中间品进入效应，是通过促进市场份额在高效率与低效率企业之间的转移、增强企业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实现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的；（3）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能够强化两种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即市场化程度越高，贸易自由化的劳动力资源错配改善效应越大。
如上所述，本研究为当今特殊背景下理解“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的深刻内涵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蕴含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启示，即：对外开放可以是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有力补充。
（本文原题“贸易自由化是否改善了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原载《世界经济研究》2020 年第9 期》。作者周申、海鹏、张龙。）
经济学的本质在于面对稀缺资源时各类主体如何通过最优决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微观个体而言，其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增进幸福感。幸福感作为“隐藏的居民财富”正日益受到现代社会更多的关注。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 积极落实降低关税举措，OB体育全面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201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彰显了我国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规模的决心。通过逐步实施一系列降税措施，OB体育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5％。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已渗透到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OB体育十分有必要对贸易自由化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究。
现有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个体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健康、收入水平、住房、子女性别等因素；第二个是考察社会及宏观经济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包括公共教育投入、互联网使用、收入差距、机会不均、绿色发展、政府、外商直接投资、国有企业改革等因素。
围绕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国内外学者多是在异质企业和异质个体框架下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均未能揭示近年来以进口关税水平下降为标志的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研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就地区贸易自由化对居观幸福感的总体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及城乡间差异影响展开系统研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
本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2）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幸福感提升作用效果微弱， 对中西部地区、城镇、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提升效应明显；（3）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缓解城乡收入差距、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等渠道，间接作用于居民幸福感。
（本文原题“贸易自由化会让人感到更幸福吗”，原载《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5期。作者陈明。）
创业决定了经济体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和市场活力，创新创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仅四十年时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万户增加至2017年的2726.3万户。2018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达1.84万户，全年新登记企业数比上年增长10. 3%。而伴随民营企业数量迅猛增长的是中国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贸易壁垒不断下降。中国进口产品的加权最惠国关税从1992年的32. 17%下将至2017年的4.89%，降幅高达84.8%。
企业数量增长和贸易开放程度加深展现的同步性是否意味着两者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呢? 基于亚当·斯密的经典结论推断，贸易开放会使得市场规模扩大和社会分工深化，这显然会给潜在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一简单分析似乎预示着贸易开放会促进创业。
部分学者分析了信贷约束、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性别等个体特征对创业的影响; 另一部分学者则分析了经济自由度、社会性别比、行政管制、最低工资、高房价等国内宏观环境因素对个体创业的影响。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外的贸易冲击势必会改变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以及市场制度环境，从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决策。
本研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OB体育利用2011 年、2013 年、2015 年三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个人创业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创业倾向，平均而言，样本省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每增加一单位，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增加0. 08个百分点。并且，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群体的创业概率存在异质性影响。总体来看，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女性群体、低技能群体、16至29岁青年群体的创业倾向。此外，中国的创业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生活性服务业，如批发零售行业等，创业质量有待提高。
（本文原题“贸易自由化会促进个体创业吗”，原载《财贸经济》2020年第6期。作者孙楚仁、王松、江慧。）